第31节 (第3/4页)

五郎！好你个五郎，说的好谎！竟然连某都差点被你骗了！赵氏这番话，你可都听见了？某今日倒要看看，如今你还有什么可以狡辩！”

    李曜也是一脸怒容，盯着李晡的眼睛：“我李曜十数年来，可曾说过一句谎话？三兄你不顾兄弟情分，一味指责诬陷小弟……可是连家人外人都分不清了？”

    李曜最后这一句，说得咬牙切齿，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其中忿恨，犹如实质。

    李衎本来也微微有些动摇，忽然听见这么一句，当下便再不顾及其他，沉声喝斥道：“今日之事究竟如何，为父便在此处，还怕不能说个明白？三郎你这般一口咬定五郎作恶，莫非还有为父不知道的缘由？嗯！”

    李晡一听，心中一凛，忙道：“儿子与耶耶一同过来，哪里有什么耶耶不知道的缘由？万无是理，万无是理！”

    李衎便怒道：“既然如此，那你就是当真分不清家人外人了！你姓的李跟五郎姓的李，难道不是同一个李！难道你姓赵去了吗！”

    唐时自然是男权社会，女子本是男子附属，作为侍妾的女子更是不堪。早在西汉皇族曾经出现“立子杀母”之事，多年后北魏皇室更是将这一制度演化成了“理所当然”的地步。

    所谓“立子杀母”，是指在立太子前，先赐死其生母。这种残忍的传位方式，后世史学界称之为“立子杀母”或者“子贵母死”、“子显母死”。开此先河的，是汉武帝；形成制度的，却是拓跋氏。汉武帝“立子杀母”，在西汉仅此一例；而拓跋氏的“子贵母死”，却在北魏沿袭成势。

    翻开《魏书·皇后传》，关于“子贵母死”的记载，让人触目惊心：“道武宣穆皇后刘氏，后生明元……后以旧法薨；明元密皇后杜氏，……生太武……泰常五年薨；太武敬哀皇后贺氏，……生景穆，神麚元年薨；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生文成皇帝而薨；文成元皇后李氏，生献文，……依故事……薨；献文思皇后李氏，……生孝文帝，皇兴三年薨；孝文贞皇后林氏，生皇子恂……后依旧制薨；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后生宣武……暴薨”。

    这份死亡名单中，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文成元皇后李氏，可以称“依故事”死；孝文贞皇后林氏，可以称“依旧制”死；但排在最前面的刘氏，为什么也称“以旧法”死？

    《魏书·序记》中既没有发现这种“故事”的明确记载，也没有此类“旧法”的杀人事件。这就是说，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制定者，就是开国皇帝拓跋珪；而拓跋嗣的生母刘氏，无疑是这种皇位传承方式的第一个牺牲品。那么，北魏“子贵母死”制度是怎么产生的？拓跋珪为什么要制定这种残忍的制度呢？

    后世史学家普遍认为拓跋珪是在学习汉武帝，其实不一定。众所周知，“主少母壮”和“女主颛恣乱国家”，是汉武帝“立子杀母”的主要原因。其中，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病症。当时，刘弗陵只有七岁，尚在冲龄；其生母二十六岁，青春年少；汉武帝六十九岁，风烛残年。汉武帝自知时日不多，赐死钩戈夫人正是为了防止其成为吕后第二。相比之下，北魏刘氏死时，拓跋珪三十九岁，正值壮年；拓跋嗣十六岁，血气方刚，且北方游牧民族男子成熟较早，比如拓跋珪本人，他十六岁时就已经建国创业。再者，拓跋珪之死本身纯属意外，如果不是非正常死亡，估计他完全能够再活个十年八年，拓跋嗣也会变得更加成熟稳重。可见，“子贵母死”决不是对“立子杀母”的简单模仿。是以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产生，幕后多半另有重大隐情。

    北魏建国前，拓跋鲜卑还处在氏族公社解体时期。《魏书·序记》把妇人比作“天女”，以及“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的谚语，说明父系氏族社会时，妇女地位还相当高；而“昭成……议不决。后闻之……乃止”和“平文崩，后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后性猛妒忌，平文之崩，后所为也”，则反映了当时的妇女既干预朝政，也专权弄权。再者，作为东胡的一支，鲜卑人的血管里，难免携带着“先母而后父”和“怒则杀其父兄而终不害母”的基因。北魏要成为专制帝国，实现“父子家天下”，就必须要对阻碍封建化进程的落后习俗，尤其是对根深蒂固的“母权制”进行血腥变革。因此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拓跋珪通过赐死刘氏，使拓跋嗣摆脱母权干扰，成为独裁皇帝，是形成“子贵母死”制度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并不是本书要述说的重点，重点是既然北魏这个本来带着母系社会遗风的皇朝要以杀母来确立父系权威，那么早就进入完全封建社会的汉民族，对于女子的权益自然更加不当回事。即便是在胸襟最为开放的唐朝，妇女可以改嫁，甚至还偶尔有夫妻“协商离婚”的情况出现，但并不能改变这个时代依旧是男尊女卑的事实。

    此是其一，其二则是李唐皇朝可谓门阀世家社会最后大辉煌的一个时代，人们——尤其是有一定地位、家业的人，对于“家门”看得